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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数据时代需要新型机构

滕尼森:我们希望把数据用于各种用途,但又担心个人数据被不当使用,因此社会需要为这个数据时代创建新的机构。

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最有效地利用数据。我们收集的数据太多,使用的却不够。当我们能充分地利用数据时,各种各样的使用方式可能会损害到个人以及我们的社会和民主。数据汇聚金钱和权力。我们希望数据能被用来提供个性化服务,用于科学探索,并为商业规划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信息。但我们也担心我们的数据被用来针对我们和使我们陷于不公平的境地。我们不信任收集数据的组织。

目前有一些措施力求使人们更公平地享有数据所带来的好处,只是这些措施开展得并不顺利。“开放政府数据运动”希望确保政府收集的非个人数据默认是公开的,以改善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和促进创新。但万维网基金会(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的“开放数据晴雨表”(Open Data Barometer)显示,还没有哪个政府把数据开放作为“日常治理的一种规范”。

有些人主张,Facebook应该利用其用户数据开展某些服务,让应用程序开发者更易于进行创新和参与竞争,但他们现在认识到,正是不受限制的数据访问使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得以精准地针对用户投放政治广告。在洛杉矶,从滑板车上收集的数据被用于城市规划,这引发了有关隐私的问题。在多伦多,一个分享和使用传感器数据的拟议模型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人们担心Alphabet旗下的城市创新公司Sidewalks Labs会利用这些数据。

DataKind和“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ata,我在其中担任顾问)之类的倡议,支持出于社会和人道主义目的使用私人部门数据。但即便是这些倡议也引发了有关监控资本主义(这种商业模式依赖于侵入性的数据收集)合法化的疑问,并使得社会陷入不得不依赖大型科技公司的困境中。

社会将需要为这个数据时代创建新的机构。数据俱乐部——若干组织为了互惠互利而相互交换数据——已经存在。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和其他一些机构正在探索数据信托,即把对数据分享的控制权转交给独立的第三方,后者在法律上有义务确保数据用于确定的目的。例如,在某城市收集的数据可能交由一家数据信托来控制,以确保这些数据只能以有利于市民的方式加以使用,让大家能参与决策。

针对数据合作社模式(使得个人可以提供使我们共同受益的数据)的类似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中。例如,通过向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有关工作条件的信息,或许可以提高他们的议价能力。由患者主导的数据信托可以帮助罕见病患者捐献记录用于研究。

但这些倡议不能单独运作。我们不知道可以相信其中哪个。我们如何判断某个数据俱乐部是不是卡特尔组织,可以凭借其独家数据访问权,融入并利用现有的市场权力?我们如何判断一家数据信托在分享信息时是否仍然出于其原定目的?人们如何确定把数据捐到哪里?这不仅关系到他们是否赞同某项事业,还要考虑数据的安全性和用途。

我们需要现有的、值得信赖的机构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并且需要专业机构来制定道德准则和限定条件。我们需要消费者权益组织来评估哪些机构值得信任,还需要审计机构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和合规审核。当然,政府监管机构应该有权力让组织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

我们的数字革命正在快速推进。我们需要发展数据时代的新机构,使之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从而让所有人能受益于数据。

本文作者为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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