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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大视野

德国外交转型之困

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秩序中受益更多,但在多边组织受到民族主义政客攻击之际,德国没有挺身而出。

对德国外交部长而言,待在1944年被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夷为平地的华沙从来都不轻松。

快速穿行在波兰首都的车队,载着海科•马斯(Heiko Maas)先后途径苏联军人公墓和华沙起义遇难者纪念碑——纳粹德国侵略给欧洲造成血腥代价的两个有力见证。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这位德国外交部长被问及波兰新近提出的战争索赔。在一小时后的一场公开讨论中,马斯礼貌地听着波兰外长抨击柏林方面宽宏大度的难民政策。在这两个场合,他的决定都是不作回应。

如今,负责德国外交政策是一件苦差事——不仅在华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过去几年,德国政府越来越绝望地看着盟友变成对手、长久以来确定无疑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从布达佩斯到罗马、从华沙到华盛顿,新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入主各国首都,向柏林发出了敌意和对抗之声。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德国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主要大国的关系也呈现出日趋紧张的态势。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数十年来一直坚守的那张密实的联盟之网——德国战后成功的基石——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北约(Nato)在防务费用分担问题上陷入激烈的相互指责,使得许多德国人怀疑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还能维持多久。与此同时,欧盟(EU)自身因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种种分歧陷入四分五裂,被围绕英国退欧的无休止斗争拖得精疲力竭。英国再也算不上是一个可靠的盟友,与法国的关系正处于几乎不加掩饰的不稳定阶段。几代人以来指引德国外交政策的恒星已经开始一颗接一颗黯淡下来。

马斯承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既多又复杂——从中国尝试离间欧盟、俄罗斯对东欧的干涉,到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的战火。然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与美国之间不断加深的嫌隙,后者自1945年以来一直是德国安全的守护者。

马斯说:“我眼中的最大变化在于跨大西洋关系。欧洲与美国之间一直存在各种危机和矛盾,但这些都在一个有效运转的跨大西洋关系内部得到了化解。如今,我们不得不重新构建这种跨大西洋关系本身。”

他认为,这项任务不会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离开白宫而消失。马斯表示:“在后特朗普时代,形势将发生变化。但我不认为跨大西洋关系还能回到过去。美国已不再准备像过去那样承担那么多的国际责任和负担。这意味着它希望欧洲在自身安全防务方面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资源。”

很少有分析人士不同意这一判断。但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德国领导人和选民是否真正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外交政策顾问、现任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Academy)研究员的朱莉安娜•史密斯(Julianne Smith)说:“有时的确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德国在非常努力地避免承认已经发生的巨大变革性转变。人们勉强振作,不停地谈论着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的各种指标。”

批评人士指向德国外交政策核心位置存在的一个悖论。自联邦德国成立之初以来,柏林方面几乎完全都是在多边和超国家组织内谋求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于明显的历史原因,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不愿孤身前行的国家,也最不愿意动用强权政治的钝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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