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斯：中国债务飙升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征兆。真正的问题是过去10年里未被确认的与投资配置不当相关的损失。

佩蒂斯：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继续依赖投资、而不是消费来提高自身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世界其他地区能轻易吸收中国经济的扩张吗？

迈克尔•佩蒂斯：要在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控制住债务规模，美国必须扭转几十年来助长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消除需求的下行压力。

佩蒂斯：人们常说，美元是600年全球储备货币历史中的最新一种，它也终究会被取代。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历史并不存在。

佩蒂斯：贸易顺差的任何收缩都必须用缩小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来平衡。这要求中国要么增加投资，要么减少国内储蓄。

佩蒂斯：中国是持续顺差国家，人民币贬值只会进一步降低消费占GDP比重，加重国内经济失衡，而无法增加投资，因而不会提振经济增长。

佩蒂斯：在经历了依靠供给侧措施提振经济增长的非常成功的30年后，中国很难转向需求侧措施来支持增长，但后者正是中国现在需要的。

佩蒂斯：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不是制造业实力的象征，而是难以实现国内收入再平衡、难以控制债务飙升的结果。

在中国彻底清理和改革其金融体系之前，中国监管机构更应该担心的是外国投资者买太多中国股票和债券，而非买太少。

佩蒂斯：想要实现这一点，必须要么无限制增加债务，要么通过再分配将收入向普通家庭转移，从而提振消费。两样都不太可能。

佩蒂斯：“双循环”这一新提法的本质仍是内需再平衡，即扩大消费，而这要求收入分配的再平衡，且将损及出口竞争力。

佩蒂斯：中国并没有供给侧问题，而是存在一个需求侧问题。在需求得到再平衡之前，只有扩大政府角色和增加债务才能保证高水平增长。

佩蒂斯：股市需要许多年才能发展出允许和鼓励基本面投资的品质，中国内地股市正缓慢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目前仍是投机市。

佩蒂斯：尽管对外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可能会提振流动性和价格，但代价是削弱银行业稳定，导致中国更容易受到境外金融扰动的影响。

佩蒂斯：中国增长奇迹已然后劲不足，允许债务激增，才能满足GDP增长。政府强调更有切实意义的经济目标，原因也在于此。

北京大学佩蒂斯：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人民币贬值，但中国既要考虑资本流动变化造成的不稳定，又要考虑经济调整成本要如何分担，这些考量比简单降低出口价格重要得多。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2014年中国经济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是，GDP增速将继续放缓，但放缓幅度会起伏不定。目前，市场在中国GDP增长高于预期时感到振奋，在GDP增速下滑时感到沮丧。这种反应应当倒过来才对。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正在改革，正在降低金融风险。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防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进一步放缓，还是加速经济增长模式在中期内实现健康转型，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艰难选择。中国明年如何应对利率压力，将是李克强如何处理政治难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需要能够继续以他们习惯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控制信贷泡沫。

金融学教授佩蒂斯：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能够维持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是那些金融体系愿意资助冒险企业家的社会，长期创造积累的财富才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