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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五重含义

胡伟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官方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自1981年以来首次发生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将对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和政策措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涉及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五个核心问题。

首先,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国经济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的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比如房地产,在需要房管所分配住房的时代,全国住房都很困难。那时房地产主要是一个总量问题,解决方案是引入市场化机制,增加房屋供应。但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高房价和高库存并存,已经不是一个总量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如果沿用总量思维,继续做大房地产规模,或者为了去库存,在全国范围减少土地供应,都会导致高房价或高库存的问题持续恶化。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在高房价的地区增加土地,在高库存的地区减少土地供应。这时总量不变,但结构得到了优化。

比如债务问题。为了去杠杆,总量思维的办法是压缩信贷,这也许能降低债务,但对经济的伤害也很大。但换个思路,债务中超过60%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从好的方面说,由于金融体系以国有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企业债转股和地方债置换等手段腾挪债务,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债务危机或者说“明斯基时刻”。但问题在于,大量资本被配置到回报不高的地方,而有回报的地方又拿不到资本,这种资本配置的低效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所以,去杠杆不仅仅是降低债务水平的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优化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问题。

比如金融业。从总量看,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达8.4%,超过了美英日,似乎已经发展过度。但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接近50%,更是远远超过美英日,中国居民拥有巨大的资产配置需求。而巨量的储蓄能否被有效的转化为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健康成长的关键。例如,新经济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直接融资可能帮助更大。所以,金融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更是一个如何改进融资结构的结构问题。

又比如产能过剩。在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钢产量只有535万吨,当时的问题毫无疑问是总量不足。但是,中国目前每年的钢产量已经超过8亿吨,排名世界第一,且超过第二到第十五的总和。不光是钢铁,中国目前已经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产能是严重不足的。例如,优质教育的供应远远不足,所以学区房才能卖的这么贵。医疗服务同样如此,就像习总书记曾指出的,一线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泛泛而言中国产能过剩,意义并不大,现状是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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