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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消费性慈善,山寨外国项目何其难?

周健:中国慈善公益借鉴国外的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不考虑其产生的社会复杂性,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投射到其中。

本文为作者“中国公益的重建与转型”之四

这些年,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在借鉴国外的东西,谷歌、推特、脸谱、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影响力投资、社区营造等等;同样,中国也把很多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譬如,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等,细细数来,有多少东西我们学到了精髓,有多少东西对方只学到了表皮,大家都应该清楚。

把西方的东西拿进来不容易,把东方的东西送去也很难。

根据孔子学院年报,截止2016年年底,在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2017年,各种口径派出教师15554人。按照国家汉办披露,2008年,每位教师平均支出为15万元,包括房租、国际旅费、工资和补贴,仅2016年教师支持一项超过23亿元人民币,总体项目保守估计超过一百亿人民币。

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培训之后,不少在孔子学院接受训练的国外人来中国交流时,虽然可以看中文、说中文、用中文上商场买东西、下馆子点菜,但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了解多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起承转合又了解多少?

由此上溯到一百年前,我们学习西方文化,时至今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精细之处,对它经历的苦难,对它起承转合的复杂过程又有多少深切地体会呢?一种文明向另外一种文明学习、借鉴、模仿绝非易事,公益项目也同样如此。把别国的公益项目拿过来,照虎画猫容易,但要想照着虎的样子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用治虎的方子把猫的病治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好的公益项目的产生,首先要透过个体的困境,穿透到复杂的社会问题,继而假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一边实践,一边调整,才可能演化出某一领域的社会互助机制,或者推动某一领域的公共福利政策。

公益行动中的标准和流程设计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社会问题、财富积累、文化环境、公民意识等有很大的关系,不研究国外项目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中与本地历史、文化相互妥协的演变过程,不研究这些项目后面复杂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背景,只是从表面入手,断章取义地把外国基于解决自身社会问题设计出来的公益项目照搬过来,大多只会是扔钱听水响,花钱看热闹。

中国慈善公益借鉴国外的项目大多以失败告终。譬如,一些人觉得“小额贷款”、“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共享经济”这些模式对自己有用,根本不考虑这些模式产生的社会复杂性,直接拿过来把我们想像出来的意义投射到别人的模式中,然后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我们关心的事情来阐释这些模式的价值,嘴巴上说起来完美如初,行动上往往是南辕北辙。

当这些粗暴的“山寨”者遭遇反对的时候,他们往往说技术是中立的,国内用和国外用会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事实却并非如此。技术,特别是创新的技术,它和文化与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违背本地价值观的新技术往往会掉入失败的泥潭。

2017年9月,美国一个叫Bodega的公司开始在社区投入智能化的无人售货柜。消费者通过app可以打开柜门,选购自己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售货柜会记录消费者买了什么,然后从消费者的信用卡里自动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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