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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政基于德,治本乎法——关于法律、政体与文明的对话(二)

许章润:中国今天所缺,不仅是经济民生与国族富强,而且,政治必须上轨道,民主法治终要落地华夏,才算初见成效。

编者按:本文为许章润教授2016年12月在清华大学明理楼与《经济观察报》记者刘玉海、朱天元和陈丽萍的对话,据现场记录稿增订。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分为四部分发表,这是第二部分,“新儒家、宋明理学与所谓‘大分流’”一节。

三、新儒家、宋明理学与所谓“大分流”

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新儒家,比如唐君毅、牟宗三诸公,其学理更多倾向于内在修养。当代中国的新儒家学者,比如蒋庆者流,更多的是想“光复”儒家传统的政治制度,您如何看待此间两股分流,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

答:我对此多所关注,时常阅读,也写过一册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专著,沿波讨源,旁搜远绍,力争识微而见远。但毕竟非个中人,难从内在学理上庖丁解牛,只能于外围做些评论。

通常所谓第三代新儒家,就是以熊先生、梁先生为渊源生发开来,而主要为唐、牟、张、徐,这四位先生,所表称,所标榜。底下杜维明、刘述先诸先生,沿承接续。你说他们的学术理路重在内在超越,似乎难概全貌。实际上,四君子1960年代初期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不仅言心性,更讲“新外王”,而重在以“新内圣”开出“新外王”,汲汲于重建学统的努力中树立道统,终究寄望于将它们铺展为新型政统。倘若心中并无政治理想,很难想象,他们会有如此坚韧之心性愿力,也不可能会有如此理论热情。花果飘零之际,身历家国兴衰,目睹生民多艰,早无唯美伤感,留存心胸的,不难想象,唯有文明兴衰的苍茫寥廓与政治变异的遗恨深愿。就是说,经由重新阐释儒学为己成人的心性伦理,辨析修齐治平的修习次第,包括对于传统礼仪风俗与文教大旨的阐发,所念兹在兹的是怎样改造和提升中国文明,尤其是它的政治品格,而终以开辟“新外王”为己任。新外王者,在他们心中,就是民主法治也。拿唐、牟两位先生来说,于此阐发可能最为直白,也最具建设性。两位均以中国文明为本位,却直言,如果孔子活在今天,必会追求民主法治。而中国今天所缺,不仅是经济民生与国族富强,而且,政治必须上轨道,也就是作为“新外王”的民主法治终要落地华夏,才算初见成效,闯过“现代”这一关。由此,渡过难关,凤凰涅槃,进求为世界人类提供普世生存经验,开辟道义境界。换言之,此处彰显的是一种多元文明心态,也是一种现代政治立场,并无半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教”的意思。可能,新儒学所当力倡而践行的,正为此种基于文化本位的多元文明观和现代政治观也。

生当二十世纪中叶,政制遽变,大陆主体中国为德意志—斯拉夫式意识形态所占据,他们无法于故土践行,遂“花果飘零”,为文教铺张,也就是在为政教——一种新型政教立基。张君劢先生早年制备宪法,擘划建国大纲,此刻困居海外,最后潦倒撒手,其余三位苟存港台,以学理明世,自然无法进入政治操作,却以理论思想资源,纸上的治平,遗泽华夏。这个经验现象的世界,还真的就是奠立于理念之上,靠理念维系,并借理念而前行。

其实,这是儒义一脉流转的传统。面临颓世,儒者心系天下,研墨运笔,纸上风云,而志在开创政教新局。就此而言,实实在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超乎人性”,毋宁,乃“基于人性,而近乎神明”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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