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16岁的我只身来到美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那是“9•11”之前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空姐是年轻的姐姐，海关小窗里是友好的官员，连我忘记了带I-20表格这样严重的事，也被他们放过了。那时的美国，和我一样，处于“无知者无畏”的美好状态：面对未知，我们不仅无畏，而且心门敞开，满怀期待。
一年的时光，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里飞快地随风飘散。我拖着更重的行李回到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上。应该说，那是我以为的原本，因为我的人生就此踏入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之后的很多选择，大到做什么工作、和什么人结婚，小到爱看什么样的电影、被哪一类的琐事烦扰，都和那一年的经历有些千丝万缕的关联。以至于2013年我移居美国时，初次和焦虑症过招，那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让我回溯起16岁第一次出国的经历。我开始思考一个这些年没太想过的问题：未成年人留学，是否会埋下心理创伤的种子？如果把留学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收益都滤去，比如语言、能力、眼界、履历等，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些被时间沉淀在下面的、改变生命底色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