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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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谦逊的重要性

凯莉:具备智识谦逊的人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认知局限和偏见,更关心事情真相而不是坚信自己没错,他们更擅长分辨真假新闻。
2022年9月9日

人民群众需要《人类简史》三部曲

刘永谋:如何将学术思想和专业研究,喜闻乐见地传播给人民群众,我们要向赫拉利学习。连接象牙塔和社会,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2022年5月19日

学者的天职

严飞: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和志向,做好了迎接学术生涯的艰苦准备?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为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2022年3月3日

竺可桢入党记

叶胜舟:1961年竺可桢被打成右派的儿子在劳改农场去世。他71岁经历丧子之大悲,将儿子死因归于“失言自知咎应得”。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2021年4月23日

竺可桢解放前夕“转心”记

叶胜舟:竺可桢不愿被左、右政治势力利用,刻意保持距离。其日记处处体现“求是”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2020年8月21日

“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眼中的“白左”

郝志东: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程度“特朗普化”了,并公开反对所谓“白左”和“政治正确”,这是个值得注意和辨析的现象。
2020年7月1日

日本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马国川: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走上军国主义歧途,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处中国大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人是做“牛虻”,还是为权力歌唱的“流莺”?
2019年6月25日

思想、知识与价值: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重导向

荣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是有思想的、专业的,并且是价值导向的。在互联网时代,他必须始终具有问题意识:我的知识是为谁而生产?
2018年12月29日

政基于德,治本乎法——关于法律、政体与文明的对话(四)

许章润:华夏文明之法意泱泱,于安顿自家生活的同时,提供中国法律文明的普世意义,既是可欲的,也是必需的。
2018年9月25日

政基于德,治本乎法——关于法律、政体与文明的对话(三)

许章润:置身近代中国大转型格局,重塑政体、在立国实践中提炼优良政体这一荦荦大端,尚未完成,依旧有待努力。
2018年9月21日

政基于德,治本乎法——关于法律、政体与文明的对话(二)

许章润:中国今天所缺,不仅是经济民生与国族富强,而且,政治必须上轨道,民主法治终要落地华夏,才算初见成效。
2018年9月20日

政基于德,治本乎法——关于法律、政体与文明的对话(一)

许章润:我们这拨学人出生于50、60年代之交,个人经历与集体遭际,内心跌宕与社会进程,均烙上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
2018年9月20日

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下)

荣剑:许多新儒学者退回到“以经术缘饰吏治”,选择与国家主义全面合作;而原本可以抵御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阵营,政治上仍远不够成熟。
2018年8月1日

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盛世悲歌

李江:杨沐的离世,令人想起八十年代那群一度站在中国改革潮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或逐渐凋零,或卷入熔炉,或仍在痛苦挣扎。
2018年6月20日

霍金、杨振宁与陈鹏——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迷思

刘远举:从霍金、杨振宁到陈鹏,只有体现出人的主体性,才有真正的家国情怀,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2018年3月21日

许知远:中国最后的“公知”?

张铁志:他总能站在时代新浪潮上,却不甘心跟随浪潮,而是试图紧抓住岩石,表示对这个庸俗年代的最后抵抗。
2017年9月14日

公民的政治,还是暴民的政治?

笑蜀:那是属于早年陈独秀们的时代,人心开始沦陷的时代。不屈从于时代的胡适们,空余一腔忧思,什么都挡不住。
2017年9月13日

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日本学者的启示

段宏庆:人格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不唯命、不唯上,应该是做学问者的伦理底线。日本学者的风范值得学习。
2017年8月29日

范雨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

刘远举:范雨素出现的本质是什么?她是中国受到不平等对待的农民工的代表,是一块在中国当下社会中淬炼地发红的铁。
2017年5月19日

茶园漫天的流萤飞舞

龙应台:张思之到了九十岁还能屡败屡战,他其实可以有个别名叫西西,与经年在穹苍打工的西西弗斯相濡以沫。
2016年11月2日

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郑永年批评中国知识界事件说明当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抱怨。一个原因是,现行体制鼓励“国师”,研究者也有强烈的“国师”欲望。
2016年2月6日

中国政府归还艾未未护照

专家称此举是希望在习近平10月访英国之前,减少国际上的批评之声
2015年7月23日

九十年代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过去十多年中国再未发生过像样的思想辩论,知识界进一步衰落与瓦解,八十年代勉强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彻底消失。某种意义上,这种分裂与瓦解也是九十年代逻辑的延续。
2015年5月7日

中国智库迎来“百花齐放”年代?

中国政府将设立最多百家国家级智库,但现有研究机构难以真正独立于官僚意志,也做不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还必须权衡政治环境。美国智库模式或许无法在中国复制。
201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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