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乡村振兴，是减少农民而非增加农民，是减少农业就业而非增加农业就业。因此乡村振兴不是逆城镇化。

邵宇：本轮房产税讨论核心内容更多体现在征收的细节问题上，如减免政策、税率、和效应等方面，以及房产税能否成为地方税的主体部分等。

盛洪：“北京过大”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后果，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建设一个更大的北京。

刘胜军：雄安新区目前还是一张白纸，只要从改革之处落笔，发挥当年深圳、浦东那样的改革效应，美好未来可期。

黎岩：房价越调越高并非管理层的初衷，但在拉动经济目标下，确实没有其他车比房地产这辆车更好开。

韩碧如：在《龙在钻石村》一书中，中国的城市大力扩张，吞噬周边的乡村。许多东西正在城市化的力量之下枯萎。

迁往大城市的跨国移民们改变周围社区的城市肌理，同时创造出与自身血统和城市原住民皆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从中国的“生态城”，到马来西亚以硅谷为蓝本建设的赛城，大量证据证明，从一张白纸开始建设一座崭新城市、然后说服人们去那里落户有多么困难。

安邦咨询：城市化率超过50%后，社会可能会进入风险高发期。中国需注意高城市化率风险，要注重城市发展内涵，避免在中国出现“贫穷的高城市化率”。

上海财经大学陈杰：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最为艰巨的“最后一公里”。意味着让农民工完整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不再被标签化为只有生产功能、没有生活权利的打工者。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被排斥和边缘化，不仅将损害经济效率，也蕴含极大社会风险。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互联网正在塑造经济社会秩序之雏形，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秩序重生之可能。我们应该借此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重新思考中国究竟需要城市化、城镇化、还是村镇化。

海通证券李迅雷：中国明年注定要对各种泡沫悉心呵护，避免其破灭而导致金融危机，又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化解因经济结构扭曲带来的种种矛盾。这或许就叫经济转型。

强征农地正在打乱中国城镇化的正常进程，失地补偿只能让部分农民开始新生活，对于其他失地农民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随着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将用作抵押的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中国各地冲突事件的数量开始攀升。

FT中文网撰稿人才让多吉：留守儿童之殇是发展的悲剧，但更是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失灵的表现，问题在基层原因在上层，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更多要让基层网络重建并发挥作用。

FT中文网撰稿人白天：中国“城中村”改建，回迁区和商品区被开发商完全分隔开，两边各走各门，连车库也不相连，这正是被种种生活细节影响的市场选择。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快速的城市化趋势正给我们带来巨大挑战，但也为社会进步创造了空前的机遇。如何应对挑战和利用机遇，将产生深远影响。

独立研究人士沈晓杰：中国政府似乎认为城镇化和棚户改造必然能维持楼市繁荣，住房政策只剩下保障房一块。这是对住宅市场最主要矛盾的无视。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兄弟们坐在一起，却难启话头。混得好的，拉你打牌，陪打的任其放肆，仿佛于此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吃饭，打牌，都在回避“交流”。

读者453741822：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那么，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新农村”，最后都只是一场无法让农民真正受益的“运动”。

FT中文网撰稿人陶舜：“逃离北上广”只是简单地将城市与乡村相对立，当今在中国更酷的事情，是将乡村与城市巧妙勾连的“新乡村运动”。借助互联网，乡村被赋予更具当代性的商业色彩，进而带动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迁，乡村也由此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

近年来，有钢都之称的鞍山引进丹麦“区域供热”技术，利用该市主要钢厂的废热为城市供暖。到2015年，鞍山每年将减少燃煤17.3万吨。丹麦公司称，若扩建热水管道系统，鞍山每年用煤量可减少120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