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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上）

随着世界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其速度加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等部分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负面关系，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对老龄化的适应速度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我们认为，“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最后，在阐述“长寿时代”特征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这两个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把“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得更清晰。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阐述“长寿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扩充完善其学术理论，并在社会、政府、企业层面探讨了对长寿时代的应对思路。

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变老。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4岁，预计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与此同时，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同时，联合国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这也导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经变得非常缓慢，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开始逐年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人口规模可能在210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开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2050年就有可能迎来人口拐点（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中位数变化趋势显示，与许多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龄人口占比自2005年开始超过北欧国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抚养比目前已达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间，日本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260万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至7500万人。近年，日本的情况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相继重演，其发展脉络具有借鉴意义。

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增加，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2016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6.3岁，在195个国家中排名68位，有学者认为若按此趋势保持下去，2040年中国的排名将会上升至39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9岁（Foreman et al.，2018）。在老龄人口占比结构及增长速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将上升到14%，到2045年预计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老人。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福利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将要到来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期间的消费水平，或导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穷”的社会现象发生。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问题也更严重。

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期望寿命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长期以来相对恒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理论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经历了3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一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二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三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广泛探讨及相关研究。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下的老龄人口增长浪潮，各种理论都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第一类理论为马尔萨斯主义学派。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阐述了农业社会中资源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后衍生出马尔萨斯学派，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著名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对工业时期的人口过度增长及其所致的经济增长极限作出建模预测（德内拉·梅多斯等，2019），认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及资源利用将导致不可控的衰竭，应引起警惕重视。该类预测在近年被真实数据证明存在偏误，未充分考虑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

第二类理论密切关注老龄人口增长问题，并提出人口衰竭的预期。20世纪末至今，全球相继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且各国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的分析研究开始大量兴起。1987年，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对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现象作出解释（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龄人口增长及人口规模下降的成因及影响方面，多国学者均指出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竞争力、财政储蓄与文明传承造成压力，此类研究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及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Y研一，2017；梁建章、黄文政，2018；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趋势明显（曹献雨、睢党臣，2018）。

在各国老龄人口占比均不断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示出诸多缺陷，而针对老龄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为主，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偏重数据分析和预测推演，缺少针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经验及系统性解决方案。站在过去看未来，将受制于当前社会阶段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应对挑战。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人口发展脉络，指出长寿时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来人口和社会形态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文章将延伸丰富长寿时代的理论价值，建立一套发展的、符合未来寿命和人口年龄结构长期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企业及个人的应对思路。

文章首先阐述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预期寿命保持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现象。第二，在微观角度指出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财富时代的关联性：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对养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会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从宏观角度说明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在长寿时代下，个人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企业活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资源承载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增长。基于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研究，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将各国划分为3类。在此基础上，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进一步将人口增长模式归纳为潜在下降、转变增长、潜在高增长3个类别。此后对于人口增长模式的描述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当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但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是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也提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创造技术革新的能力相互促进推动了死亡率的不断降低（Fogel，2004）。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原来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研究发现净水过滤和氯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美国带来了这一史无前例、最为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此外，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传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肺结核的死亡率一下从1945年的39.9/10万降到了1955年的9.1/10万。

到20世纪下半叶，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于医疗进步带来的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国预期寿命提升了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关（Catillon et al.，2018）。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和现代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推动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60~2000年期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免疫接种、疾病专项防治等成为带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和营养改善的影响已不像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所经历的那样显著（Soares，2007）。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卫生健康领域非常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起的全民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提升了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与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0岁。

在农业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愿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首先，儿童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使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意愿产生了变化。孩子的质量与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相关，夫妻在潜在生育孩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寻求一个平衡（Becker，1960）。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女性社会和工作参与的能力，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推迟了结婚和生育年龄。此外，对有效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在美欧及此后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变得简单易得（保罗·莫兰，2019）。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走低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随着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其生育率也随之降低。1950~2017年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总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个活产婴儿降至2.4个（Murray et al.，2018）。另据联合国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生育率还将继续走低，到2050年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将降至2.2个，到2100年降至1.9个。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实际上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都阳，2005）。近年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可能看出成效（杨昕，2016）。

新兴药物的不断创新、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进步使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的疾病杀手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持续延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3岁的趋势。以癌症为例，研究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2017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更是下降了2.2%，创历年新高（Siegel et al.，2020）。

从全球来看，1950年以来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1950~2017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从48.1岁增至70.5岁，女性从52.9岁增至75.6岁（Dicker et al.，2018）。毫无疑问，人类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稳步的增长，有预测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将提升4.4年，届时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过85岁，另有59个国家也将超过80岁（Foreman et al.，2018）。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轻微下降，这背后是由青年人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引起，并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长期趋势（Ho and Hendi，2018）。

在中国，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2岁，之后以每10年增长约3岁的速度稳步提升，到2018年已达77岁。有研究预测到2040年中国预期寿命将达到81.9岁，也就是未来20年保持每10年增长约2.5岁的趋势（Foreman et al.，2018）。尽管联合国的预测相对保守，但是中国未来30年预期寿命仍将以平均每10年增长1.6~1.7岁的速度稳步提升。

对于人类寿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目前尚无定论。有研究回顾1900年以来多国数据后提出人类的寿命受各种自然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当年龄超过105岁之后，死亡风险水平基本上不再变化，死亡率不再随着年龄增大而上升（Barbi et al.，2018）。从经验角度看，经济、社会、医学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人类寿命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持续地增长（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形态向柱状转变，即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发展，老龄人口与青少年人口数量均等化（Haub，2013）。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还可能出现倒梯形。

联合国数据显示，1960~2020年，全球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由37.2%降至25.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由5.0%增至9.3%，并且预计在50年后二者将趋于均等。同时，在过去的60年间各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移民持续涌入的影响下，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9.7岁增至38.3岁，只增长了8.6岁；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长期低迷的影响，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5.4岁跃升至48.4岁，增长达23.0岁。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快的转变。1960~202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3岁增至38.4岁，其中1960~1990年只增加了3.6岁，而1990~2020年增长了13.6岁。

经济学上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转型的第三阶段末，因为此时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明显减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继续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降低，这使得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供给充分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快速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点，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伴随着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并趋于稳定，预期寿命稳步提升，老龄人口占比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日渐趋于柱状。

大多数经历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国家都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急速下降。当婴儿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阶段达到第四阶段的时候。低死亡率、寿命延长、生育率骤降造成了后期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经历过大幅婴儿潮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都会加速超越总人口的1/4，并且在达到峰值后，由于稳定的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其比例会保持相对稳定。

与这个规律相符合，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其中65岁及以上1.76亿，占比达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新增828万、827万、945万。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直至2040年之后年均增幅才会降至500万人以下。到2057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8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有望达到峰值，分别为4.0亿和1.3亿，占29.6%和9.8%。同时，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是世界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30年左右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5%。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与长寿时代同步来临。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已经指出，当时全球各区域都正处于流行病学转变的阶段，即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疾病和变性疾病为主（宋新明，2003）。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2017年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儿疾病、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则大幅上升，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成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转变，中国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损失疾病谱前5名已经从传染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急性疾病、儿童期疾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是因为流行病学的转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威胁已经从传染性疾病转移到衰老导致的退行性和人为疾病（如：道路伤害、意外死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来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健康、医疗技术创新加快、最终死亡年龄的延长，将在长寿时代与人类共存更长时间。

各类非传染性慢性病正成为人类长寿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用来估量由于各种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它等于寿命损失年数（YLL）与残疾生命年数（YLD）之和（Murray，1994）。用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从1970年到2016年之间，传染病以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健康损失下降了40.1%，与之对应的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却整体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增长了32.4%、神经系统疾病增长了59.4%；同期全球范围内80岁以上人口贡献的健康损失增长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情况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为严峻。

在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龄老人共存，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果将60岁以上老年人寿命分为健康状态和带病状态，就会发现人群预期寿命增加主要是带病生存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各种非遗传性慢性病导致的健康损失并不会短期内致人死亡，而是与人长期共存。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速要逊于预期寿命的增速，预期寿命增加7.4年，而健康预期寿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英国学者基于欧洲2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2005~2011年，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预期寿命没有变化（Brown，2015）。在中国，1993年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预期寿命中约3/4的时间处于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王梅，1993）。2018年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研成果显示中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存在较大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发展趋势表明：越是长寿，带病生存越将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寿命在不断增加，但生存质量则不一定随之变得更好。因此，获得的额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李剑阁，2002）。同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日本研究显示，医疗技术进步、经济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和民众患病结构的不断变化共同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技术进步因素占比40%，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别占26%、18%和16%（胡苏云，2013）。

医疗技术创新是近年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医疗技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医疗资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倾斜，在消除或延缓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病和细胞变性类疾病方面却投入不够。这种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研究所处时代的人口结构不同造成的，那时人均期望寿命不超过80岁是常态，带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较小，对社会的影响也有限。在当前阶段，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种资源的错配情况，以呼吸道和神经精神类疾病为例，指出两种疾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分别为8.3%和26.7%，而研究经费占比仅为1.7%和15.3%，表明这两种疾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担却未获得对等的资源投入；此外，癌症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为15.9%，明显低于神经精神类疾病，但研究经费占比却高达19.6%。目前主流的医疗技术还是以医院内使用的针对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为主，此类技术的成本和使用门槛高，导致费用昂贵。将患者从医院引流进入基础医疗机构，使用更多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将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将对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预见到，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这些都是老年人群庞大的潜在需求，目前来看，只有部分社区提供这些服务，大部分社区都存在供给短缺（杨晓奇、王莉莉，2019）。

长寿时代，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将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居民高度关注养老资金是否充沛。在公共养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理性人将更有动机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资金，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因此，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财富时代。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储蓄行为受所处年龄阶段影响（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轻时提供劳动力增加储蓄，老年时用于消费。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预期抚养比的上升，个体会通过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年轻时增加资本积累等方式应对延长的老年生活消费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证充足的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满足平滑消费，实现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

在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会持续承压，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势必会导致狭义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广义养老储蓄资本（包括公共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备）在提前筹划尽早储备的前提下可以实现随老龄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尔本美世养老金指数报告样本国家数据显示，养老金充足率指数与老龄人口占比呈现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58%。养老金指数排名前三的荷兰、丹麦，其养老金结余资本与GDP之比分别是173.3%和198.6%，且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荷兰、丹麦等国家老龄人口占比更高，但因为鼓励养老储蓄政策的存在，养老资金储备保持了较高的充足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在广义养老金总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资金储备有待提高。中国养老金三支柱占GDP的比重仅为8%，OECD国家平均占比为49.7%，而美国的占比也达到146%（孙博，2018）。在养老金结构上，中国的养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在人口红利理论之后，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即理性人会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各项挑战（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学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Lucas，1988）。人力资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对健康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教育。个人层面，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受教育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可以激励教育投入。个体理性预期的调整包括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资调整（杨英、林焕荣，2013）。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时间拉长，个体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Hansen and Lø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宏观层面，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渡给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加重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预期寿命越长的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总之，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将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将随之增加，进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

养老财富积累期限的延长，也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龄老人人数将大幅增加，叠加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折旧将放缓，该人群具备延长工作年限的基本条件。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事实上，多个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此外，为应对长寿时代，理性人会在年轻时期更早地开始筹划养老的财富储备。以上两种方式都将延长养老财富储备的期限，提升社会财富总量。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随着老龄人口总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同时，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对于居民养老的重要性提高。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而且，一国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与GDP的倍数关系基本趋于稳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1倍上升至4.7倍，倍数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期，美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16%上升至19%，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2万亿美元上升至10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4.1倍上升至5.2倍，倍数呈上升趋势。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均财富在近20年间从4293美元提升至5.85万美元，增长了13倍；同期，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财富水平从美国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将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并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为主要特征。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同时，在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成为关键，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养老财富积累期限延长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在长寿时代上述变量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因为社会的储蓄率降低造成资本形成率低，或因为老龄化社会创新力不足等（陆旸、蔡昉，2014；马学礼、陈志恒，2014；周助平、刘海斌，2016）。长寿时代的社会还面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在长寿时代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财政也面临更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最新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出现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劳动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长寿正在定义未来，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增长可以推动生产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终端需求，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施锦芳，2015）。然而，进入长寿时代后，出生率明显下降，年轻人口占比乃至绝对数量减少，新增劳动力人口规模下滑，因此对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对人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造成冲击。工业化时代，生产组织形式从家庭逐渐演化到工厂和企业，生产的聚集性明显提升。劳动力人口大量聚集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分工，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劳动力需求持续上涨，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当人类仍处于高生育率阶段，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还会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局面，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历史上看，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予以讨论。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随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轻人口占比减少，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导致抚养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陆旸、蔡昉，2014），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导致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降低。另有研究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导致生产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消费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增加（李军、刘生龙，2017）。因此，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其分享产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于生产投资的产出比例相对较小，宏观上就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不利于资本积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

与之相应，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更进一步，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该过程将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从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长寿时代面临整个社会创新效率的挑战。人类的创新活动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研究表明，个人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不如年轻人，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马学礼、陈志恒，2014）。此外，长寿时代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的时长也会相应增加，年轻人升迁难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综上，长寿时代可能会对社会整体创新效率有负面影响。

长寿时代的到来本身也可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为了研究其作用机制，可将社会人口分为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两组。从组内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导致收入和消费的差异随时间延长不断扩大。同龄人之间消费和收入的差异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因为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受自身教育、职业、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al.，2017）。例如，脑体劳动者收入的剪刀差长期存在。近年来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上述情况有所缓解。但脑力劳动者可以通过经验积累、不断学习等方式降低人力资本下降速度，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直接受其身体健康状况影响，随着年龄增大，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不断升高，因此长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国1996~2009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加剧组内收入不平等（董志强等，2012）。

从组间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拉大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现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长寿时代将会产生更多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口不参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参与第二次分配。然而，由于社会建构的因素影响，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老龄人口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年轻时的财富积累。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参与社会生产的年轻人和不参与社会生产的老年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将不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与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问题。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营养、无法有效获取医疗资源等多重因素导致健康状况相对更差。研究指出，中国老龄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显（杜本峰、王旋，2013）。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一部分老龄弱势群体可能会面临贫病交加的境况，他们需要社会更多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对现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财政提出更高要求。

原文刊发：

陈东升：《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85、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