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博士是格里菲斯亚洲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教授，同时是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客座教授。王珂礼为政府、金融机构和组织提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建议，撰写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目标金融分类法》和《G20创新气候金融解决方案》等重要报告。他在《科学》和其他顶级期刊上出版了四部专著和多篇论文。王珂礼的研究经常被英国《金融时报》和彭博社等主要媒体引用。此前，他曾担任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的创始主任。他曾经在超过15个国家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还曾担任德国开发署（GIZ）的执行主任。他拥有柏林工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工程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王珂礼教授，首先祝贺你今年九月任职为格里菲斯亚洲研究院院长。能讲讲你的职业生涯故事吗？你对亚洲研究院的未来有怎样的计划？
王珂礼：谢谢你！我领导格里菲斯亚洲研究院已经一年多了。在美国、中国和欧洲担任过商界、政府和学术界的各种领导职务后，能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领导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于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荣幸。成立25年以来，格里菲斯亚洲研究院已经实现了转型，从支持亚太地区的文化发展互动到支持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决策。
显然，亚太地区在过去25年里发生了迅速变化：这里仍然是全球增长的基石，预计到2024年，亚洲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将高达60%。这一成功故事植根于亚太地区过去50年经济取得显着进步，数亿人摆脱贫困。多个经济体在绿色能源、新能源汽车、绿色金融、数字经济、农业和食品等领域助于前沿地位，尤其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坚信亚太地区拥有独特的机会，有望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者。然而，该地区面临着削弱其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紧迫挑战。最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包括气候变化、民主弹性、包容性增长、地缘政治变化和货币条件收紧。
在我的领导下，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为这些多方面的挑战提供思想引领，并在该地区寻找机遇，解决当地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优先事项。为此，我们的130个成员与区域伙伴密切合作，分析研判应对亚太地区复杂性的大趋势和路径，总体目标是推动亚太地区为成为可持续发展全球领导者而释放潜力。
为了向学术界、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提供思想引领，我们现在致力于六大主题——以此作为基石的三个区域和三个部门主题。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包容性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作为部门主题，以及中国、太平洋、东南亚为区域主题。举个例子：整个亚洲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绿色能源转型。毫无疑问，中国在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绿色能源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国际慈善组织的支持下，我们正在建立亚洲绿色能源网络，将亚洲和中国的能源“利益相关者”（例如公用事业公司、技术提供商和投资者）聚集在一起，促进交流并建设能力，以加速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为了更绿色的能源未来。
问：你访问中国并参加了许多重大活动，例如2023年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期间，你参加了“反思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格局：‘去风险’还是重建？”的主题圆桌讨论。2024年“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可持续信息披露工作组在安永中国Wavespace中心举办的“加速基础设施可持续投资”研讨会。你认为这些活动有哪些意义？
王珂礼：参加中国的活动总是非常有趣、信息丰富，而且常常丰富多彩。例如，上海论坛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与许多老同事和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同时结识优秀的新专家。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通过聆听其他参与者和专家的意见并与他们交谈来了解当前和未来的问题。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世界中，这些活动意义重大。自2023年8月卸任中国职务以来，我有机会5次回到中国，参加了2023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海论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BRIGC）举办的活动、第22届国际专业人员交流大会，以及多场研讨会和闭门会议。
有这些机会去中国旅行并与朋友和专家会面，确实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并与朋友和专家坦诚地谈论机遇和挑战，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些会议使我们能够在绿色能源转型等战略议题上进行合作，并在观点和意见发生冲突的议题上搭建桥梁，例如处理“一带一路”中的主权债务或逐步加快淘汰燃煤电厂。
在中国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这些会议也是其他国际专家再次来到中国的绝佳机会，让中国和国际访客再次联系和交流。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与中国伙伴建立在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良好合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问：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有哪些优势？绿色金融有效发挥作用面临哪些挑战？你能否提出一个新颖的绿色金融框架？
王珂礼：绿色金融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但最终，随着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日益增加，绿色金融成为整个社会和地球的重要工具。
我向学生解释绿色金融时总是要强调，金融总体上是通过收入高于成本来获取财务利润——最棘手的部分是风险管理，因为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然而，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系统地考虑环境成本、收入和风险——我们仅仅将它们视为类似地震等的随机风险。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风险不是随机风险，而是会对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界在过去十年中试图更好地整合环境成本、收入和风险纳入经济决策。
许多全球性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PBOC）、中国中央银行和中国资本市场（如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动了绿色金融的进步，并开发了增加污染活动成本的工具、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工具、评估绿色活动的收入以及更好地监测气候变化风险的工具。例如，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国家绿色债券分类标准以推动绿色经济投资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为“一带一路”投资发布“红绿灯系统”的国家，该系统将绿色（促进）与绿色经济区分开来。黄色（中性）和红色（环境风险）项目——这是我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BRIGC）、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许多其他机构合作领导的项目。中国已成为绿色信贷余额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通过2021年启动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对与气候相关的排放定价取得了进展，从而增加了污染活动的成本。在中国，这带动了太阳能、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产业等绿色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带动了就业和金融机会。
然而，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遏制和扭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后果，还需要更快地取得进展——《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国际协议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更快地过渡和逐步淘汰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的活动——在做“棕色”的同时做“绿色”的活动以减少环境风险，就像一边吃垃圾食品一边吃沙拉来减肥一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清晰的“棕色”金融分类法，以显着降低投资者资助对环境有害活动的兴趣，并支持他们积极撤资“棕色”活动。我们需要二十国集团等经济领先国家做出承诺，仅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使用公共资金——迄今为止，只有各种私营企业和投资者做出了这一承诺。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能力和政府指导来减少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风险。我们需要为受绿色经济转型影响的员工和地区提供支持——这最终将比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整个社会提供支持更经济、更有效。
问：“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一带一路”项目在环境友好规范方面也存在不少争议。因此，中国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采取了哪些绿色举措？
王珂礼：中国的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多个机构在政府的明确支持下牵头开展工作，包括生态环境部下属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BRIGC）、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各部门以及多个国有企业和政策性银行等国家支持的绿色投资原则。自BRIGC于2019年成立以来，我很高兴为它提供了支持，为绿色BRI投资（“红绿灯系统”）制定了类似分类的标准，为金融机构应用最佳实践标准提供了指导，并为公众制定了一个框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减少了碳足迹，大约50%的已宣布的燃煤电厂甚至在2021年宣布退出煤炭之前就停止了建设，并且2023年绿色能源投资额创历史新高。我与金融机构和开发商合作以改善国际化环境标准在实践中的协作和应用。通过这些和其他活动，中国成为第一个以更加绿色的方式指导公共和私人海外活动的国家。
这条绿色发展道路过去并不容易，未来也需要改进。过去，由于中国企业坚持“东道国”标准，重大环境风险常常被忽视，而发展中国家的低环境标准或不强制执行的环境标准往往被用作环境保护的“充分”基准。但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制度质量低下和腐败使得很容易“遵守”当地标准而不实际处理环境风险。不幸的是，有太多严重环境危害的例子。然而，这也为更好地了解项目的环境影响打开了“机会之窗”，并提高了中国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开发商应对环境风险的意愿。中国的“一带一路”确实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支持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竞赛，欧盟和美国也宣布了类似的倡议。
未来，需要采取重要步骤，提高环境和投资数据的“透明度”并公开共享，加快使用创新金融工具，例如自然债务或气候互换债务，以及逐步减少现有的污染项目，包括潜在的燃煤发电厂。最近，我们甚至表明，提前退役海外燃煤电厂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是有利的——换句话说，中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提前退役电厂赚取更多的钱，如果将煤炭捆绑在一起，资产价值可以增加三倍。通过投资可再生替代品实现“财富自由”。
问：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时，一直在利用海外发展资金。你认为这些基金符合你提出的绿色金融原则吗？你如何评价这些中国基金的可持续性？
王珂礼：在与美国和中国同事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国际金融格局中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外发展基金。这些基金公布的资本规模为2130亿美元，在全球发展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采矿、能源和重工业等高排放行业。我们的分析揭示了这些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有几个需要改进的领域。在此背景下，我们发现各基金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实践普遍缺乏“透明度”，因此很难全面评估它们对绿色金融原则（包括“金砖四国”的原则）的遵守情况。事实上，我们研究的基金中只有少数基金采取了“可持续发展”政策或加入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这表明许多基金并未像“一带一路”国际绿色发展联盟（BRIGC）等倡议那样优先考虑绿色金融原则。我们发现有限的证据表明这些基金系统地评估了其投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而且普遍缺乏针对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强有力问责机制。鉴于它们对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影响力，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
虽然这些基金有潜力为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它们目前的方法还达不到可持续金融的全球最佳实践。这一差距突显了加强参与和制定政策的必要性，以鼓励这些有影响力的金融行为者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值得注意地是，由于缺乏有关基金投资的全面数据，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方法，而不是其影响。这一限制突显了这些基金提高“透明度”和报告的迫切需要。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继续研究和参与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如果绿色能源投资可以形成合力，推动煤电落后产能逐步淘汰，那么企业价值就能增长为原来的3倍。
问：为什么你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采用绿色金融及相关政策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很重要？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这种软实力会如何影响其他超级大国的地缘行为？
王珂礼：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分析了“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对中国软实力外交的影响。我可以分享一些重要见解，说明为什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采用绿色金融原则对中国的软实力有积极作用，以及其他全球大国如何接受这种做法。
我们的研究首先表明，仅仅对中国海外投资提供良好的绿色发展指引而不遵循实际的绿色投资风险会损害中国的绿色软实力。相反，正如我们对中国在32个非洲国家的能源投资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中国开发商从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国家，我们发现东道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积极的、统计上面的显着影响。这表明绿色投资确实可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相反，对不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与公众的负面看法有关，尽管这种影响在统计上不太显著。
我们还发现，在认识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公众认知的积极影响甚至更强。这突显了将“一带一路”投资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以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性。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中绿色金融原则的采用使中国能够在全球舞台上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领导者。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实践，中国可以影响和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范和标准，这是软实力投射的一个关键方面。
关于其他全球大国对这种软实力方法的接受程度，可能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中国对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环境保护的努力不谋而合。其他国家可能会积极看待这种联盟，因为它有助于实现共同的全球目标。
另一方面，一些全球大国可能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绿色金融举措持怀疑态度，或者将其视为一种竞争形式。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并重塑有利于中国的全球规范，由此可能损害他们的立场。这可能会导致其他大国采取谨慎甚至抵制的立场。
总体而言，这一软实力战略的有效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弥合绿色金融信号与行动之间的差距，以及明确沟通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挑战的共同利益。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监测中国绿色金融举措如何发展、如何落地实施以及如何影响国际认知和关系至关重要。
（注：石烁，经济学博士，复旦发展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复旦平安宏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与兼职研究员。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覆盖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