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让亲人互相检举揭发，无疑会摧毁正常的伦理亲情，不但给个人家庭，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天则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赵旭：五年前仓促的食品安全立法目前面临大修，但政府角色仍未重新界定。应在信息充分披露基础上让市场自行选择，政府充当裁判者。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是，先有底层实践，对不合理的政策与法律进行突破；再有决策层的认可与改革；最后是法律修改与法制化实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希望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来消解恶法，是缘木求鱼。

FT专栏作家库柏：同性婚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法律认可，为左翼人士指点迷津：他们需要学会使用右翼的措辞。比如保守主义者爱谈“家庭价值”，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打家庭价值这张牌。

FT专栏作家哈福德：防御性的专利政策看似务实，但它成本不菲，并且存在限制。一波波的防御性专利申请让专利局应接不暇，导致专利质量低下。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概率思维在应对复发事件或重演的历史时是不可或缺的，但面对特殊事件和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时，它却往往无能为力。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过去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事情，都涉及过境问题，一件发生在北京，一件发生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两件事都凸显出法治的重要性。

意大利法院判处未能准确预测地震的科学家犯有过失杀人罪是一项错误的裁决，法院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来安抚拉奎拉居民的不满。

索罗斯和阿比德：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全球贫困人口已经减半。但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

这个世上适用于富人的法律是一套，适用于穷人的则是另一套。当伦敦金融城警方决定不对JC Flowers前英国首席执行官进行欺诈调查时，你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

中英律师交流协会会长马诚修：在中国实施“走出去”政策12年之后，中国本土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加入此前一直由能源和电子电器行业主导的海外扩张大军。

读者chenyehe：我赞成张教授起诉周立波名誉侵权。在此之前，我们也可以在道德上谴责周立波。但这些都无关于“言论权利”。不走法律途径，光玩“教养”，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