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看到美国减税方案通过时，我们应认识到，这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们也应该高兴。

盛洪：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有责任推进新经济，改革旧经济。新制度最终会替代旧制度，但这一过程不一定快。

盛洪：在现实中，正确的决策来源于一种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种多人互动的结构，每个人都理性有限、能力有限。

盛洪：我对“民政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明确社会智库实行双重管理”的消息感到惊讶，这不是行政部门僭越立法权吗？

盛洪：“北京过大”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后果，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不是建设一个更大的北京。

盛洪：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我们不仅发现中国税负非常重，还发现一个根本性问题：能否避免出现“诺思悖论”？

天则所所长盛洪：将国有企业改变为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者，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交易，不仅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也会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全国国民，作为所有者之一，我们要看看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表现得怎样，是否为我们赚了钱，是否贪占了我们的便宜。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周永康案说明，一味强调维稳，借重暴力部门和利诱手段反而是社会稳定和党政中枢安全的真正威胁。中国要避免风险，就要回归宪法，以德服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的一般官员，因制度和传统的力量太大，有太多理由“只知上级，不知宪法”。只有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宪法以至天道基础上，才能打破官场人身依附及对抗宪法的利益集团。

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没有批评，社会不仅失明失聪，也会精神不振。压制批评会使各级官员心理脆弱，丧失辩驳能力，容忍阙值过低，失态失言导致“和谐”一词变意。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为了长远利益，执政者更应克服自己的短视和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知识分子则应以天下为怀，以推行天道为自己的职责。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贪腐群体能扭曲制度是因中国存在重大宪政缺陷。若只清理扭曲制度，不改产生扭曲制度的制度，还会出现新的恶法。因而更应重视“制度的制度”的宪政改革，才能防止群体私利再装扮成国家利益，反腐成果才能有制度化保证。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邓小平实现的并非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宪政原则的改革，他让毛泽东时代“姓社姓资”的社会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在推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还能通过政治智慧和对语言的把握，化解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外交将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那么中国除了民族国家的身份外，还是要建立和维护新国际秩序的强互惠国，要结束近代以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权力错置且无监督的制度结构，实为官员和央企高管的陷阱，贪腐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是他们自己。官员真正该救的，不是身和命，而是心。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许志永案的判决是一个全输方案，表面上以权压法的利益集团获益，却损坏了执政党政治权威。需知制度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演化而成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思想市场中，不同的思想相互竞争、借鉴和补充。一般而言，在思想市场中选择的思想，比垄断者提供的唯一的“好思想”要好，且不怕选错，只要不因政治缘故而固执错误，就可重新选择。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改革文件能否“伟大”，重在实施。在中国的现实中，原则越抽象，就越不可能实施。维护市场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要避开行政部门的“解释”、技术性手段、假装、拖延等各种驾空手段。

中国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宪政的巨大变革。反对宪政，就是反对从外部制约权力，看似为现执政党说话，其实可能是误导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