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人们习惯把“技术”看成一个经济部门。这个定义太狭窄。我们需要在更大背景下评估当代创新。技术是工具，既提供机会，也暗藏危险。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需要审慎调整经济结构，让信贷助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遗憾的是，中国急需的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可以说发生得太慢了。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新兴市场已难再扮演世界经济引擎角色，不仅遭遇大规模资金外流，信贷泡沫也迅速破裂。作为新兴世界的最重要成员，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并非技术官僚可以快速解决。陷入泥潭的世界经济，能否找到强有力的新需求引擎？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类事件可能让全球经济遭遇灾难：战争、通胀冲击、金融危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会管理好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能否避免灾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有三种可能：一、希腊政府继续改革，导致良性循环；二、希腊纾困计划再次失败，选出新政府；三、希腊陷入混乱，离开欧元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我在15年前曾经主张，南非应该让其贫穷部分借助低成本竞争走上发展道路，做中国在邓小平时期做过的事情。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为了完成各自的使命，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应该出台不同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采取的行动正确。说到底，这两家央行都过于保守。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石油价格为何下跌？是暂时现象，还是全球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如果是后者，又会对世界经济、地缘政治以及气候变化产生何种影响？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欧本来可以通过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小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即便是现在，欧元区也缺乏这种意愿以及所需的机制。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国壮年男女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严重失灵，是什么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壮年人口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许多批评人士抱怨，美联储拯救了富人和银行家，而不顾普通人死活。我在与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午餐时提出这个问题，他表示：“认为美联储通过提升资产价格使富人更富的观点其实站不住脚”。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巴黎气候会议不太可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决定性转折。但从长远来看，相对务实的方法和技术变革的加速，正在增大全球排放这艘“超级油轮”调整航向的可能。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过去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现在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失去最后一个重要的需求引擎。未来几年，全球需求将更加疲软。政策和思维都必须适应这一现实，从现在开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今高收入国家中最重要四家央行的干预利率全部接近于零。高度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名义和实际利率超低以及没有通胀迹象缘何得以共存？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欧盟最不想处理的事情就是难民潮，但欧盟无法选择危机，它必须在不牺牲现代欧洲价值观的前提下，妥善应对这场难民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一场由“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低迷并非天方夜谭。这虽然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会卷土重来，但在中国完成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型之前，世界经济将依然很容易遭受厄运冲击。如果美联储选择现在加息，将是愚蠢的行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中断”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中国经济的下阶段走向成迷。其解决方案将影响全世界。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政府试图阻止股市泡沫破裂，引导人民币贬值，表明他们担心中国经济。中国的选项包括货币贬值、超低利率，甚至还有量化宽松。这些选项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全球储蓄过剩可能变得更严重。那会让所有人都受到影响。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改革激励机制，并加快创新步伐，使无碳技术能与化石燃料竞争。为此我们需要一场技术革命。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希腊即将就国际纾困计划举行公投，如果投票结果为赞成，希腊也许面临数年紧缩和萧条，但仍然好过退出欧元区后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