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钱斯：中国在2012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下降三位，传递的讯息是，中国要保持繁荣程度的提升，就不能原地踏步，而应继续开放和改革。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但中国已不能再踏入“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这条河。

中国经济减速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的头号话题。观察者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减速究竟是经济良性调整的反映，象征着经济软着陆的可能？还是政策错误导致的结果？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改革头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现在则基本上是利益战胜观念，中国的未来依赖于理念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我们的理念和领导力”。

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最近的访谈中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普拉萨德：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分拆大型银行或实现利率自由化，会招致强烈反弹和共同抵制，可能彻底堵死改革的道路。中国改革派官员目前则在推出步幅不大、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举措。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中国无法离开具有公信力的威权，但失去约束的威权将使中国经济出现不可逆转的风险，数年后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经济领域的权威是需要的，但它必须受到约束。中国需要被界定、受公民认可、被严厉约束的开明权威来推进改革。

中国政府原想循序渐进地改革金融业，已在设定存贷款利率上赋予了银行更大自由，也放松了对债市的管制。但强大的市场力量正推动中国金融改革超速前行，并在催生极大新风险。

中国经济学者管清友：中国亟需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未来发展源泉在于推进经济市场化、社会政策的广泛覆盖、公平正义及国家制度建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什邡事件是个信号，也许不会产生重要作用，但可以做个注脚，告知各方：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制度变革、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十字路口。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三一集团是投资驱动型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也成为今年投资大滑坡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构成中国经济模式危机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正在迎来“三一时刻”：投资刺激已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罗天昊：中国保持高速增长有可能，但需要以均衡战略造就东西城市的崛起，以内需造就大陆型强国，以制度变革释放创造力。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近期的事态预示着，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党政权力与人事安排的“邓小平模式”，已经走到难以持续的关节口。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中国持续30多年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已进入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为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设定七大目标。 （注：本文为秦晓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在FT青岛国际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达到一个拐点，需要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等为目标，重启改革。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立伟：最近中国国企改革论战再次白热化，而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

中国经济学者管清友：中国经济成功得益于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未来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引入市场机制为主轴的内部改革，与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互动过程，可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型主要构成部分，权力制衡将是未来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我尝试为多年来“千呼万唤不露面”的中国政改，清理出一个最基本的框架。从谨慎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政改首先要理清几个边界条件。

中国学者袁剑在新著《大拐点》中提出，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一拐点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